引子

2月21日中央部署了城市未来发展路线图，7000多字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近日印发，这是时隔37年重启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配套文件，勾画了“十三五”乃至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城市发展的具体“路线图”，将影响近7.5亿中国城镇常住人口的生活，从文件名称可以看出，这不仅是国家的意志，更是党的意志。可见规格之高。

其中有一段文字吸引了笔者的注意：

[我国将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我国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 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另外要树立“窄马路、密路网”的城市道路布局理念，建设快速路、主次干路和支路级配合理的道路网系统。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段文字，不仅朋友圈里炸开了锅，在社会上大家也在纷纷讨论着。那让我们不妨回溯一下，小区的雏形是什么。笔者打算以最近正在研究中的《光辉城市》为切入点谈一些看法，由于还只是在学习阶段，观点难免有不成熟甚至是错误的地方，希望读者朋友们可以多提意见，相互交流，共同进步！初生牛犊不怕虎，俯首甘为孺子牛，还请各位老师、前辈们不吝赐教。

从勒·柯布西耶到雷姆·库哈斯

勒·柯布西耶《光辉城市》

“要生存！要居住！”勒·柯布西耶在1930年呐喊着。他的《光辉城市》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以工业时代为背景，效率最大化为目标的城市模型，幻想着能成为时正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巴黎或是欧洲的各大都会城市发展模板，让那些领导者们使用他的城市模型以改造原有的以街道广场为核心的欧洲城市。那时候的巴黎除了埃菲尔铁塔还并无高耸的摩天大楼，而远在美利坚的曼哈顿岛上早已在进行着摩天楼竞赛。

勒·柯布西耶《光辉城市》

在这张《光辉城市》的平面图里，他幻想着一座容纳150万人的城市交通网络与建筑能够为城市提供充分的便利，每一个方块街区的大小都是400Mx400M，每一座水平横躺的摩天楼之间以工业时代的象征物“汽车”作为连接，每一栋建筑必不可缺的便是垂直升降的电梯，但又不同于曼哈顿的“拥塞文化”一般，每一栋建筑物之间相隔400米，充分让每一个住在塔楼里的人可以享受到新鲜的空气与阳光。

城市的核心部分就是住宅区

Vertical city

当年贯彻CIAM思潮的德国建筑师Ludwig Hilberseimer 著名的“Vertical city”从图片上看起来是不是与我们中国现在的城市有异曲同工之妙呢？这种人口密集而功用贫乏的城市建设，正代表的是一种忽视人居思想，忽视城市的人文功能的极端。而今天的中国，正在往这条路上奋力前进。所以前几天微博上出了一个北京航拍图的图集，看完我不禁感慨“Le corbusier可以含笑九泉了”。在各个国家被批评的规划，却在中国大行其道。

400mx400m的BLOCK

在那个年代400mx400m的BLOCK震惊了当时的欧洲人与美国人，没有一个城市的领导愿意实践他的理念。如果从这张图上看，便可知道这种尺度对于当时的巴黎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对于“拥塞文化”的曼哈顿效率也是十分低下的。

他的笛卡尔罪犯以400米间隔（也就是八个曼哈顿街区--胡德（Raymood Hood）的超级巅峰之间的距离，但是中间了无一物排开，他们的间隔排除了任何相互联络的可能性。------雷姆·库哈斯《癫狂的纽约》

雷姆·库哈斯以“过去未来时”展现出一个理论模型似的曼哈顿，通过对下城运动俱乐部（the Downtown Athletic Club）、洛克菲勒中心等一些具体建筑的分析，他得出了“虚构的结论”，以纸上建筑的方式验证了书中提出的实现“拥塞文化”的方法，以“大都会建筑”回应“曼哈顿主义”的宣言。建筑不再只是人类生存空间的容器，而是无数社会事件交互碰撞的反应堆。

库哈斯不认同任何逆潮流回归传统寻求亲和力的建筑理论，他认为既然我们的城市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这意味着你没有选择，冲浪必须随着波浪进行”，应该把这种“拥塞文化”发展到极致。在这一小节结尾，笔者为大家准备了一个视频我们可以了解下纽约麦哈顿是如何将完全服务于运输功能的街道改造成城市中的亮点和温情地带的。

关于大院文化和小区的初探与开放街区

1.大院文化和小区的初探

不过在共产主义阵营之中，柯布西耶的理念得到了认可。苏联老大哥作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带头大哥，为了开发他那荒芜的西伯利亚贫瘠的土地，建造了500个新的工业城市。每一个城市都近乎用着《光辉城市》的手法规划并设计着，企图创造着社会主义的梦境。

叶卡捷琳堡，一个苏联时期最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便是按照这光辉城市的形式下去规划的。苏联在城市建设上也一直帮助着中国进行规划，北京便是最大的一块试验地。

叶卡捷琳堡航拍图

叶卡捷琳堡航拍图

叶卡捷琳堡并不算大，与在莫斯科时常看到的那些高耸雄伟、气势磅礴却又严肃冷峻的“斯大林式”建筑不同，这里的建筑大多是四四方方、平整规则的“赫鲁晓夫楼”。这是上世纪60年代赫鲁晓夫当政时期在全国推行的产品，这批居民楼通常有五层高，每户人家都拥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全天供应热水。虽然每套面积并不是很大，但在那个年代，毕竟实现了大多数人拥有自己一方天地的梦想。

前苏联的赫鲁晓夫楼，有没有觉得很眼熟

当斯大林彻底去世之后，苏联也形成了严重的房荒，所以在继任者的拉扯中，赫鲁晓夫最终获得胜利后立即宣布要打倒建筑师工会之前所鼓吹的“社会主义新古典样式”，甚至称莫斯科大学主楼为婚礼蛋糕。同时要求兴建千篇一律的住宅，这批住宅的兴建形式和推广速度和柯布在1925年的设想是非常相似的，因为计划经济和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所以这种房子不论是五到六层的“赫鲁晓夫楼”火柴盒还是70年代的剪力墙外挂预制板集合住宅（20层楼左右）都是梦幻般的扩张开来，实现了柯布当年的梦想，将居住的机器变成了一个流水线生产。

1973年北京市区整体规划方案

苏联在城市建设上也一直帮助着中国进行规划，北京便是最大的一块试验地。从本人拍摄的1973年北京市区整体规划方案便可看出这环形道路便是模仿莫斯科的城市环线所造。由于城市的巨大扩张，在原先老旧还没拆掉清朝城墙时的北京旧城之外，巨大块的郊区规划用地被亮亮的标示在这方案之上。尚不知如何规划的北京，也在用这种近乎幻想式的方式对城市进行一番现代化的开发。

而这每一个巨大块的用地之中，遵从着《光辉城市》所描述的汽车至上主义，每一个街区之间都必须要用汽车才能够抵达的方式所连接。所有人在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住在被分配的房子板楼或是塔楼之中。若以北京市学院路为例，进入八十年代之后，大家便住进了塔院小区，明光村小区等等封闭式的社区之中。

北京的居住小区空间组织方式源于 Clarence Perry 的“邻里单位”，这个理论是建立一个自我 相对完整、没有“机动车”威胁的安全社区。 “邻里单位”被设计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细胞”，“细胞壁” 为城市道路所环绕，细胞内部网络为“丁”形结构。内向性的特征造成社区封闭性，减弱社区空间的开 放度，并且容易产生大街坊。隔断城市肌理的连续性， 破坏城市整体的有机性。

拉伦斯·佩里创建了“邻里单元”理论

邻里单元理论包括6个要点：根据学校确定邻里的规模；过境交通大道布置在四周形成边界；邻里公共空间；邻里中央位置布置公共设施；交通枢纽地带集中布置邻里商业服务；不与外部衔接的内部道路系统。

受 “邻里单位”思想的影响，北京的居住小区的交通组织也极为强调限制外部穿越性交通，《城市居 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Jl37-90）第八点第一小 点第二条规定：“……居住区内外联系通而不畅 ”, 这成为居住小区最有特色的交通组织原则。第八点 第五小点第一条规定：“小区内主要道路至少应有两 个出入口；……机动车道对外出入口数应控制”。

实际操作中出于城市快速交通优先以及小区安全防卫 的考量，居住小区机动车和人行对外出入口数被尽 可能缩减，小区规模再大，周边相邻的一条道路上 一般只设一个或者两个开口，使得城市空间被分割成一个个封闭性的“大”街坊。

封闭小区第一个面对的问题其实来源于现代社区住宅的原型，1925年的《光辉城市》发表之初，勒。柯布西耶根本想象不到未来实现这个梦想的第一个国家，就是奉行社会主义政治的冷战东方阵营。但是事实上，现代主义背后所支撑的普世科学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本身就是相违背的，所以这个结果是偶然中的必然。

莫斯科苏维埃宫

也就是大概同年，莫斯科苏维埃宫的设计竞赛展开，来自欧洲国家的建筑师（其中不乏日后的大师）和苏联的新锐建筑师参加，勒·柯布西耶也怀抱着他对新社会的展望和憧憬参加了，因为之前的国联大厦落选已经让他对被新古典主义和布杂艺术绑架的西欧世界感到绝望，他觉得可能在一个全新的社会体制中，有机会展露一定头角。苏维埃宫和光辉城市这两件事似乎有一些思想上的统一性，但是这两者背后牵涉的后续，才是这整件事的一个基础。

新阿姆斯特丹 （曼哈頓）

在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资本主义世界中，城邦中的竞价机制和土地私有的体制导致了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城市纹理的产生。这套机制同时也产生了众多的狭长型街区和建筑形态，在临街宽度决定税收的前提下，新古典主义和折衷主义的时代就在这样的背景中出现，而在这种体制下梦幻般千篇一律的光辉城市是几乎永远不会出现的，虽然它符合居住效率，但他不适应社会体制。

然而在计划经济国家，它成为可能。因为中央的命令可以贯彻到每一个地方，一旦建设可以计划，那就无需考量个人利益和可能出现的恶性竞争，只需大画蓝图即可。事实上，苏联的OSA组织就是如此做的，他们设想了新的公社居住形式，甚至在集体住宅中简化厨房，以解放家庭主妇的双手，直到最终建成共产主义的大食堂。如果检视OSA和柯布的结果，会发现其实是非常类似的，似乎这种高效率的乌托邦百万人城市就要实现了。

1975年的电影《命运的捉弄》就描述了千篇一律的房子的弊病开始初见端倪

在苏联老大哥的小弟中国这里，历史也惊人的相似，在1949年以后，先前民国时代所维系的私有制被公有化，郊外也逐步建起了同一形式的砖造集合住宅，而城区内部的原本竞价体系而形成的纹理迅速被新建的住宅所替代，部分地区甚至达到“建筑任意化”的程度。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以五六层楼砖造住宅为主的中国各大小城市。此后的小区无论是机构的家属院或是开发商新建成的都以“大院”为名。这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院有一个明确的围墙，汽车抑或人都要由此进入，而不论柯布还是苏联，他们的社区虽然千篇一律，但是是融入城市的，是不多围墙的。

但中国又一特色，很大情况下北京作为首都的规划方式和建筑特色会被无限扩张至全国。传统的就是作为文化符号，现代的就是合理建设的典范。北京在过去和上海广州天津并不同，从清朝帝都的时代到1949年并无太大变化，还是一个传统的由四合院和王府组成的传统周礼指导下所完成的皇城，而皇城的深层观念下，一个机构的边界是非常明晰的，那就是一道高墙划定。

杭州·钱江时代

在一个住宅可以被全盘检讨的时代，整个城市的集合住宅的存在意义并不只是单纯为解决问题，甚至建筑师在各地盖的新建筑实验中就出现过对新形式或回归传统价值的集合住宅的想象，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2008年王澍的杭州钱江时代，他试图用院落的垂直化去对抗千篇一律的小家庭和邻里冷漠的“现代问题”，如果一个城市住宅的形态都这样被检讨，那么大院存在的合理性，也就是可以被质疑的了。

2.开放街区的特点 ——克里斯蒂安·德·包赞巴克

“开放街区”的最大特点就是各自独树一帜的单体建筑，各不相同，自成一派。 这种单体建筑的设计首先有利于住宅、街区中心和街道。它还提供了视觉缺口，便于阳光、自然光线和空气的进入。这使人们脱离了黑暗幽闭的室内庭院和走廊式的街道。每间公寓都有三面朝向，可以获得各不相同的、或远或近的视野。

这种视觉缺口是由建筑中间的空体空间创造的，共占据了约 30%~40% 的街区外围空间。但是，街道依然清晰可辨。体量空间遵循严格对齐的平面规划，将不连贯的立面连接起来。各个空间依据总面积中的一定比例进行调整对齐。首层空体空间中的透明大门定义了私人和公共空间之间的空间界限，低矮的围墙发挥着同样 的功用，树木已经比低矮的墙壁高出许多。

单体建筑的设计为创造多种项目单元和建筑类型提供了无限可能。建筑体量、 覆层和立面各不相同。建筑师并没有遵循传统的平面图设计来建造建筑，而是将它们想象成是在一个虚拟的比可构建体量稍小的“体量外壳”的内部。这就产生了朝向四个方向的多种建筑形式。按照这一逻辑，建筑高度受变化形式的影响，并不遵 循任何普遍的水平线或凹线。这种高度上的变化赋予了街道以垂直动力。有了更好 的照明环境，可以缩短宽度，保证隐私。

古典城市的发展理念是和谐，来自于同质性、相似和标准模型化，而当今时代则带领我们朝着异质性和对比化的方向发展。但是这一点是通过建立与其他因素的联系而展现，“街道规则”就实现了这一点。街道网络以最连贯的形式提供并聚集了最大的可能性和多样性，既有单一的，也有重复的。

从体量角度上，关系到光线和流动因素，楼体中间的空间、庭院、空体、街道、 居住面积 ;另一方面，从美学角度，关系到多样性、未来和未知的建筑变化。两者双管齐下，确保“开放街区”项目设计的开放性。开放街区鼓励文化融合，避免或调和今天新社区典型的单功能性。在马塞纳地区，住宅、办公空间、学校、报告厅、 大学等不同的项目单元都有各自的体量需求；地标性建筑或者历史与社区建筑得到很好的保护，融入城市网络中。

这背后的理念是赋予建筑师以真正的自由。“开放街区”架构的美学系统是一次冒险。我们并没有规定各种限制因素和禁止条件，而是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多种能性。这种方法能够更加行之有效地激发创造力，有所取舍地选择形式和材料来设计整体体量比在两面界墙中间创建一个立面更加有趣和激励人心。当然建筑师并不是总能很好地发挥，多种多样、良莠不齐的建筑是让所有城市规划师都头疼的问题。 但是我敢于将这种极端的多样化看做一种优势，并且我承认任何社区里都不可能只有堪称杰作的建筑作品。我们必须接受寻常的建筑，一些出类拔萃的建筑就会随之出现。

在邻里空间向密集型发展的今天，未来城市的出路就是要鼓励多样性、独特性甚至是矛盾性，接受时间流逝过程中发生的演变，调节不断变化和进步的发展过程， 求大同，存小异。

在航照图观察下的北京/纽约/香港街区

“方方正正”的帝都街区卫星鸟瞰图

回龙观小区街区宽长度 500米

相同比例下的北京东三环央视大楼 路网与街区之间的关系

相同比例下的香港 旺角至太子 路网与街区之间的关系

相同比例下纽约 曼哈顿岛 路网与街区之间的关系

柯布西耶剥光了摩天楼，将他们孤立起来，用一个高架快速路网将他们连在一起。汽车在这塔楼之间自由的来回穿梭，用以抵抗并消灭了曼哈顿的拥挤文化。可他的理论是一个令人失望的都市：被疏散的拥挤。                             ——《癫狂的纽约》库哈斯

通过航拍图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北京的路网真的太稀疏了，正如《光辉城市》里所构建的一般。”对此库哈斯说出了自己对光辉城市的见解，笔者猜测这或许也是他对北京的看法。如何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相信这回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规划界/建筑界将要长期探索的一个长期议题。

该如何看待“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 的决策？

在文章的末尾笔者想引用刘德科先生在《拆掉围墙 大国才会真正崛起》一文中的一段话来作为全文的总结，随手传播正能量。

这是一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件。它意味着我们将与整个世界进行更深度的对话。

如果你读过《马丘比丘宪章》就会发现，昨晚公布的这份重磅文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马丘比丘宪章》的呼应。

1977年，一群城市规划师相聚在秘鲁印加文明遗址——马丘比丘（MachuPichu），签署了一份新宪章，重点批判了那种“把城市里的建筑物变成了孤立的单元”的做法。有围墙的封闭式住宅区，正是《马丘比丘宪章》所批判的做法。

次年，国际建筑师协会（UIA）认可了《马丘比丘宪章》，并且用它取代了1933年的《雅典宪章》。前者是对后者的猛烈批判，用极具前瞻性的眼光。

这是两份非常学术化的宪章，如果用它们来衡量我们中国，大概是这样的：此前我们中国的城市建设，主要采用的是《雅典宪章》的精神；而昨晚公布的那份中央文件，主要契合了《马丘比丘宪章》的精神。

我们的中央文件所提出的一系列思念，无论是“装配式建筑”和“窄马路、密路网”这样的新见识，还是像“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和“健全公共服务设施”这样耳熟能详却未被落实的共识，都是《马丘比丘宪章》的心头好。

过去，整个世界都已走下《雅典宪章》的大船，唯有中国迟迟留在船上，做着满是“城市病”的美梦；现在，我们终于扬起了《马丘比丘宪章》的风帆。

现在，我们的国家已是大国崛起，我们的国民是否更应该培育自信的大国心态？如果我们总是乐于用围墙把自己封闭起来，那么我们的心是否也会慢慢封闭？那个造长城的时代，或者那个“寸板不许下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一个大国的国民，不应该恐惧没有围墙的生活。正如《马丘比丘宪章》在“住房问题”的章节中所写：“在人的交往中，宽容和谅解的精神是城市生活的首要因素……”

拆掉围墙，大国才会真正崛起。

参考文献：

1.勒·柯布西耶：《光辉城市》 2.雷姆·库哈斯：《癫狂的纽约》

3.雷姆·库哈斯：《小，中，大，特大》

4.介雨（城市是活着的）答案： 知乎：为什么欧洲或日本的小城市、老城区看起来比国内的整洁有序，街道的氛围风格与国内不同？

5. 克里斯蒂安·德·包赞巴克 ：《OPEN BLOCK》（《城市·环境·设计》杂志第93期 ）

6.刘德科：《拆掉围墙 大国才会真正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