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仪三（谢子龙/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2月14日南方周末创刊35周年特刊·南周面孔系列）

“2017年，我救了四个地方，但有更多的我不知道的地方消失了。保护古城，不能仅仅靠人，要靠整个规章制度，靠整个社会认识的进步。”

2019年，阮仪三85岁，山西平遥的古城墙639岁。这座古城能将古代中国的城市格局完整保留到今天，却得感谢这个“晚辈”。

1980年，平遥是这位同济大学建筑学者考察的一站。他看到城墙被扒开一道数百米的口子，180栋明清建筑已经在推土机下“香消玉殒”，连忙找到了平遥县政府，要求“刀下留城”。

平遥之后，他又陆续保下了苏州、周庄、丽江等古城，直到今年如此高龄，已身为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的他，仍常常飞到一线去“抢救”古建筑。这样的努力既有成，亦有败。

“平遥我按下来了，但和平遥保存得差不多完好的太谷、新绛、祁县、忻州等几十个古城，它们的城墙在八十年代被陆陆续续拆除。”阮仪三说到这儿，有些痛心。

反对大拆大建、保护历史遗产，早已成为共识，但发展与保护之间的矛盾依然轮番上演，令阮仪三忧心忡忡。而让他欣慰的是，一些传统精神正在以古城为载体悄然复苏，一些新事物则令古城重新焕发生机。

园林又回来了

建筑即历史，它承载着人们观念的变迁。

阮仪三对古城的特殊感情，源于他生长的苏州城。吴侬软语，小桥流水，共同构成了他的童年记忆。古代规划师们通过梳理水系，将苏州这个卑湿之地改造成鱼米之乡，也奠定了苏州延续千年的枕水而居的风貌。

阮仪三推崇伍子胥营造苏州时“相天法地、相土尝水”的智慧，在他看来，人与水的平衡在现代被打破。“苏州从来没发过大水，1972年就发大水了。为什么？当时为了建马路，把河填了。苏州的河道原来共有59公里长，后来被填的只剩下32公里，大雨一来，无法自由地泄入太湖，把城市淹了。”

改革开放后，苏州经济发展很快，一直保持江苏省GDP第一，随之而来的是摩天大厦与粉墙黛瓦间的争夺，这差点是摩天大厦一边倒的胜利。让苏州人引以为傲的古典园林快速消失，前街后河、双棋盘格局的古城危在旦夕。

1986年，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出台，阮仪三是保护专家委员会的重要一员。规划确定，古城内限制发展，在古城外设立新区。为保护古城风貌，古城内的建筑不得高于24米。“这个高度标准怎么来的？苏州北寺塔高76米，不能高于它的1/3。”

“这两年出现了新的情况，我觉得你们可以好好报道。”他喜形于色，“苏州古城里面出现了一百多个新建的、古典式样的园林，有的甚至是拆了洋楼建园林。这说明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审美也上来了，不再觉得只有洋楼才是好东西。”

也许是因为有“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的早茶、泡澡生活节奏，与苏州相距不远的扬州，园林复兴更蔚然成风。小小的扬州古城内居然也新修了一百多座古典小庭院，阮仪三曾到一户扬州人家做客，主人不仅带他看自家新建的园子，还点上香炉，烹茶抚琴招待他。以园林为载体，古代文人的风雅生活也复苏了。

在他看来，苏州、扬州古城的保存，给这种古典园林复兴留下了基因。形而下而言，个园、拙政园、狮子林们的存在，让新园林的营造有了参照系。形而上来说，城市文脉依附着建筑而得以幸存和延续。

2013年7月4日（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古镇的进化，孤立的遗址

曾经，周庄和乌镇是最为人诟病的水乡，原因无外乎“过度商业化”。阮仪三劝人们不要着急：只要古建筑保留下来，旅游业会自我进化的。他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在周庄能待一星期，“什么也不做，就是坐在街边啜茶、发呆，这证明旅游已经从卖特产、划船的观光阶段进入了体验式阶段。”

他更看到，周庄吸引人的不再只有特色小吃，还有每晚上演的昆曲，以及水上表演《四季周庄》，“周庄本身能够支撑出来新的内容，这是周庄的文化底蕴”。

而乌镇除了传统的旅游业外，近年来还举办了乌镇戏剧节、乌镇互联网大会等等文化、科技活动。这正是稽古维新——传统文化的载体吸引着现代文化进驻。

阮仪三曾带着24个现代艺术家去福建延平的乡村，“他们对土坯房很感兴趣，到了就开始创作，把现代艺术与传统结合起来。很快这个地方就旺了，老百姓家里改成民宿，经济也繁荣了”。

“有人说现代的东西和古代格格不入，我说，错了，重点在人。只要人能做这个事情，什么事情都可以把它结合。”

虽然有着这种种观念进步，但传统文化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退。在阮仪三看来，整个社会在对待“保护”的意识上，仍存在某些不足。

“现在比以前好的地方在，大家都晓得了文物要保护，但如果仅仅保护文物本身，而不去保护文物所处的历史环境，那还是概念上的误区。”他强调。

最令他心痛的，是上海四行仓库周围环境的改造。四行仓库是十七路军与日军血战的战场，建筑本身乃至墙上的弹痕都完整保留下来了，可周围的环境都被拆掉了。四行仓库旁本有条“宋庆龄小道”，是宋庆龄慰问驻守军队走过的路，也因拆迁化为齑粉。

“同样的例子还有中共一大会址，只保留了会址建筑，但周边的老住宅区被改成了商业区，实际上，正因为在居民区里，中共早期领导人才选择在那儿开会。现在会址成了广场上一排孤零零的小房子，周边环境都变了，会增加后人理解历史的难度。”

于是在2017年上海老火车北站即将改造，老北站周围珍贵的石库门民居正位于四行仓库所在地段，阮仪三急忙向上海市主要领导写信，再次上演“刀下留城”。

“在上海这样一个文明程度相对高的城市，依然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全国其他地方可想而知。”他感叹，在发展与保护的矛盾中，保护往往是弱势的一方。“2017年，我救了四个地方，但有更多的我不知道的地方消失了。保护古城，不能仅仅靠人，要靠整个规章制度，靠整个社会认识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