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CAD的应用和普及可以视为城市规划技术平台的第一次升级，是“图形平台”；GIS的应用可以视为城市规划技术平台的第二次升级，是“数据平台”；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应当视为城市规划技术平台的第三次升级，是“人的平台”。

就今时今日中国城市规划领域的技术应用现状而言，围绕CAD等一系列计算机辅助制图技术的“图形平台“早已全面普及。而围绕GIS的“数据平台”则处于应用后的高速发展期，尚未完全实现平台化。尤其是近年的火爆大词“大数据”，实质上也是城市规划“数据平台”应用的延续和完善（甚至是补课）。

比照中国城市当下的规划实践可以发现：“图形平台”将城市规划的工作效率和表达精度推向了极致；“数据平台”将规划的技术理性推向了极致；但代表社会理性的“人的平台”则长期缺位。城市规划的技术发展已经开始落后于理论发展，成为制约规划实践的瓶颈。

1993年，深规院率先对CAD平台进行了基于中国规划实务需求的本土化二次开发，也就是大家知道的“深规院小工具”。

2003年，深规院率先在《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2004-2020）》中将GIS技术和遥感技术应用于实际的城市规划项目。

2013年，深规院开始探索互联网技术平台在城市规划领域的应用，尝试通过互联网技术让城市规划越来越接近社会理性。

从“图形平台”到“数据平台”再到“互联网平台”，这三者不是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互联网平台的搭建将使规划师第一次拥有三位一体的完整技术平台。

互联网平台的内涵

互联网平台实质上就是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广泛而高效的公众参与平台。在互联网时代来临之前，百万量级的城市使用者共同参与城市事务完全无法保证最基本的效率。在那个时期，依靠专业精英代为参与城市事务成为人们最理智的选择。而互联网技术的全面普及则使得城市事务中的公众参与可以同时具备广泛性与高效率，这个变化必将深刻影响城市的规划、建设和运行。那些服务于广泛公众的高效参与的互联网工具的集合，可以统称为城市规划的互联网平台。

互联网平台的外延

城市规划的互联网平台可以划分为众志、众智和众治三大板块。众志平台是规划编制前的共同意愿和规划编制后的共同决策，是依托互联网技术汇聚公众意志的工具。众智平台是规划编制阶段本身的共同创造，是利用互联网技术汇聚公众智慧的工具。众治平台是规划审批之后的共同实施，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公众组织的工具。这三个板块贯穿了公众参与城市事务的全过程。

互联网平台的实践

无论是众志、众智还是众治，都是服务于公众参与的工具。工具可以解决效率问题却无法解决有无问题，没有渴望参与城市事务的公众，公众参与的高效工具只是屠龙之技。欲征集公众意愿，首先得公众有意愿；欲尊重公众决策，首先得公众能决策。欲借助公众智慧，首先得公众懂城市；欲组织公众治理，首先得公众爱城市。站在当前中国绝大部分城市的现实面前，城市事务的公众参与万难出现群情汹涌只差渠道的盛况。所以，互联网平台的实践必须从城市启蒙做起，而这种城市启蒙本身又必然是互联网化的。于是，真正面向实施的互联网平台应当呈现为“城市启蒙+众志、众智、众治”的正四面体结构。

基于对规划学科技术发展瓶颈的判断，深规院提出“共同城市”的构想，并推动了一系列城市启蒙工作。同时，积极尝试开发以“众志、众智、众治”为目标的多种互联网技术工具。

如果说城市规划的价值取向正在走向精英规划、民主规划与公正规划的三位一体，而城市规划的技术平台也正在走向图形平台、数据平台与人的平台的三位一体。伴随着整个世界共同迈进互联网时代，这两个三位一体的重合将是中国城市规划第一次与西方先行城市化地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也许，我们可以做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