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上海 “被迫”开埠并凭借航运地利迎来了最为辉煌的“大上海”时代，成为亚洲最大的城市、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中心，被冠以“东方巴黎、远东金融中心”的美誉。那是大上海距离全球城市俱乐部最近的一次。

2014年，上海同时启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2020年）、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2040年）、未来30年发展战略研究（2050年）三项重大战略规划，要在2020年基本建成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较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全球城市。

上海再一次提出建设全球城市的美好蓝图，是对曾经辉煌的迷恋还是痛定思痛后的自我救赎？

上海在全球城市最为倚重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方面的坡脚由两大国际机构对全球城市（世界城市）的排名即可见端倪。

GaWC公布的2012年世界城市排名中上海位居A+级别，比北京高出2个名次；而美国《外交政策》公布的2014年全球城市排名中上海名列18，比北京足足低了10个名次，显然他们认为京沪不在同一级别上。

实际上只要清楚这两个机构所采用的评价指标体系即可揭示背后的逻辑，前者采用总部分支机构法，而后者综合了商业活动、人力资源、信息交流、文化积累及政治参与等5个领域。

仅从跨国企业布局来看，上海目前已拥有世界500强企业研发机构120多家，吸引了全国外资机构总数的1/4和世界500强所设研发机构的1/3，亮闪闪的成绩单足以晃倒北京，但尴尬的是更上游的决策、管理等总部职能仍聚集于北京，其已拥有48家500强企业总部，而上海仅为8家。

上海的今天是昨天发展的必然结果。2001年国家批复上海建设“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大中心的宏伟规划，但由于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及金融市场化改革进展缓慢等原因，上海金融中心的功能成长长期受到北京的“压制”，金融中心建设一直到2013年自贸区建设才有实质进展，而效果尚仍有待观察。

航运中心建设面对的市场更为开放，但上海从未彻底或打算解决区域港口群功能统筹问题，国际中转功能受到新加坡、香港、釜山等港口压迫，国内受到宁波、张家港、南通等港口挑战，最终造成当前货物吞吐量位居全球第二但全球航运中心功能仅位居第7的窘迫境地。

日前，上海提出“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宏伟设想，这可以看做“金融、航运”两大功能发展受阻的情况下的再次寻求突破之道，是值得鼓励的尝试或者说必由之路，这将有利于引导上海制造业转型升级，并巩固上海在长三角制造业集群方面的领军优势。

上海最终认为自己的明天依然要依托今天的制造业基础，这个认识关键到会涉及全球城市的路径选择问题。

上海发迹于商贸流通，文化中流淌着炽热的商业基因，本地人性格“奉命惟谨、不愿冒险”，这与充斥着互联网基因的北京、深圳、杭州等城市形成鲜明对比。

盛大网络、大众点评、携程等上海本地互联网公司虽然称的上成功，但始终难以企及BAT巨头的高度。这也可以回答上海政府主官提出的“上海为什么出现不了马云”的问题。

上海依然在通向全球城市道路上一步一步前进，固有的路径依赖效应默默的在背后好发挥着决定作用，上海不会也不可能抛弃雄厚的制造业基础红利，但这恰恰会限制其前进的速度与所能达到的高度。

上海全球城市之路需要“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勇气和担当，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上海城市空间，目的在于提高空间作为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而从空间规划的角度看经济，旨在优化生产消费活动的空间结构，二者在解决上海全球城市发展的问题上各有所长，综合应用，相辅相成才能提供一个全面的视角。

（作者简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市中心综合交通规划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