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的逻辑

正是对东川的考察和与包头所做的对比分析让我意识到，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必须符合城市本身的发展规律：如果矿业城市附近没有更大规模的城市，努力让这座矿业城市转变为区域性中心城市将有助于城市转型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如果城市附近有更大规模的城市，就要努力让这座矿业城市成为这个更大中心城市的一部分——比如作为后者的互补性城市或者功能区，这样也可以让矿业城市免于衰败的命运；如果城市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不满足这两个条件，以致产业迁移和交通运输的成本都非常高，放弃这座城市可能就是更明智的选择。

东川和包头两个案例同样告诉我们，只有资源枯竭型的城市，绝不会有资源枯竭型的企业，因为企业可以通过资本流动寻找新的商业机会从而不断成长，但城市必须要依靠吸收周边的人口和商业机会才能获得发展，这就是城市发展的规律。因此，只要通过不断扩大城市带来越来越多的商业机会，好的企业就会带着好的人才进驻这些城市从而带动后者的复兴。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很多资源枯竭型城市反而是相对幸运的。尽管它们曾受限于旧有体制带来的羁绊并因此走向了衰败，但也恰恰是旧有体制为这些城市奠定了转型的基础。因为计划经济时代的很多政策安排已经使很多矿区聚集了非常多的人口，这些矿业城市实际上都已经是区域性中心城市或者与更大规模的中心城市相距不远，他们都有转型成功的基础。只要让这些城市成为同时为本地城市居民和周边农村居民服务的中心，城市人口就能不断增加、商业机会就能不断涌现、工业企业就能不断迁移至此，城市转型就能最终顺利实现。

这又牵涉到与城市转型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既然城市要遵循其固有的发展规律，政府又应该在城市转型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对这个问题，世界各国一共给出了两种答案：

美国和加拿大的资源型城市转型多由市场主导，企业投资比政府决策更能影响城市前景，政府因此很少干预具体城市的兴衰，即便是依靠航天技术转型成功的休斯敦更多也是地理环境使然。与之相对，欧盟资源型城市转型多由政府主导，政府会成立专门机构制定详细目标并配套专门人才促进一系列目标的实现，这些政府也更愿意为城市转型提供财政支持：1979年，仅为解决鲁尔区的失业问题，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政府就一次性拨付了15亿马克。

中国与这两个地区都不同。一方面，历史因素导致政府不可能完全淡出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过程，政府也不可能对那些为国家建设做出巨大牺牲的产业工人不管不顾，去年财政系统就为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花费了168亿元人民币；另一方面，正在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又要求政府不能过多介入经济过程，政府在城市转型过程中必须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现在，中央政府在城市转型的过程中主要负责三方面：矿业职工的养老问题、棚户区的改造问题和生态环境的恢复问题。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寻找和引进接续性产业从而真正实现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最终还是要依靠地方政府对城市特征的理解和市场力量的作用。

在这方面，中国一些城市已经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素以“煤城”著称的枣庄就在煤炭资源枯竭前就完成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因为该市管理者意识到延长煤炭产业链可以带来更大利润，尿素、醋酸和煤变油等项目因此很快在枣庄落户。但让这些设想变成现实的还是区位优势：枣庄是山东的南大门，也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的最北端和淮海经济区的边缘，几大经济圈都会对枣庄产生辐射带动作用，便利的交通最终使枣庄成为这一经济区的中心城市。

与枣庄相比，东川则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并入昆明后，东川终于摆脱了沉重的财政包袱从而完成了转型。今天，东川美丽的梯田和奇异的红土地已经成为昆明的城市名片之一。每年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此起彼伏的闪光灯下记录的是又一个旅游城市的兴起。

因此，探索城市转型没有捷径也没有定法，只有可供遵循的基本规律。只有尊重基本规律，中国的资源型城市才能走出“矿兴城兴，矿竭城败”的困局。而每个城市那些纷繁复杂的独特难题的解决，最终可以依靠的仍然是这个城市中每个人的智慧——那才是终极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