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年来，以上海为代表的城市在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及城市管理中取得了丰硕成果和经验，为此，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设计学术委员会协同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于2014年11月20-21日召开了以“城市设计与空间治理”为主题的城市设计学术委员会上海会议。会后，学会城市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深圳分院副院长、教授级高级规划师朱荣远接受了中国城市规划网记者的专访。

很多奇奇怪怪建筑都是尺度问题

记者：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能建造奇奇怪怪的建筑，您是怎么看待的？

朱荣远：改革开放之后，所有人过去被积压的欲望都释放出来了，但也恰恰是一种混沌的状态，不同人的选择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来，很多人是通过穿衣服的方式、消费方式来释放，而建筑师就是通过他们的建筑来释放。每一座建筑背后都是他们个人欲望或权力欲望的表征，也恰恰是因为改革开放后，某些东西还在形成中，价值取向还处于冲突中，所以就会形成这种所谓奇奇怪怪的有特色的建筑。奇奇怪怪已经有一个预设的价值观，其实我更愿意讲是有特色的建筑在这个时期都呈现出来，可能表达的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这种多元价值观或者说价值观混沌的状态。但相对于建筑物来说，奇奇怪怪的标准又太模糊了。其实只要有适度创新且有实用价值的，而不是简单的怪，就是没有关系的。把一个大建筑以艺术体的方式来造型的话，往往就会违背一个尺度原则，所以很多奇奇怪怪建筑是尺度问题，把它变成小的是没有问题的，变大则出现了问题，这就是人和建筑物的尺度对话出现了偏差。

奇奇怪怪的建筑是非理性的

记者：批“千城一面”与批“奇奇怪怪的建筑”之间是否矛盾呢？

朱荣远：这两者之间不是一个简单的对立关系，真正的“千城一面”不是通过建筑来体现的，是通过城市的基本特色空间或公共空间的雷同或者说识别性不大来体现的。恰恰是因为有“千城一面”的现象才会催生出要做出与其他城市不一样的建筑，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建筑，这是一种非常朴素的特征化，同时也是非理性的。

无知的时候就要学习

记者：建筑单体照抄照搬国外的现象非常普遍，对于这种现象，我们设计师或者规划师应该怎么做呢？

朱荣远：照抄照搬的过程可能是我们改革开放这30多年来必须付出的代价，也只有当事情发生后，我们才会去回顾、去检讨，这相当于我们在上课、在教学生，这个代价往往是回避不了的。当无知的时候，就要去学习。

真正的设计是有目的的、有价值观的

记者：怎样把传统文化的元素融入到我们城市设计当中呢？

朱荣远：我们可以回顾中国从解放后到现在有若干次的这种所谓民族化、本土化或者传统符号的努力，从城市也做过，从建筑也做过，但是每一轮这种现象出现的时候都是一种运动，不是戴帽子就是小符号，这说明我们做的是表。因为相由心生，表象反映的是内心的东西。像我们要做大广场，为什么，却没有想过，场所精神很模糊。过去我们说城市设计和城市规划都面临着权和威在空间上的反映，后来我们说以人为本，那就是关注尺度，关注这座场所是否贴近了老百姓的生活，这是在回归。其实，这些年一直在以这种方式去做，社会学与空间之间的关系、设计和社会的关联，已经在变，只是我们的觉醒或启蒙才开始，是通过经验和教训才感悟到这样一种东西，才真正认识到所谓的城市设计理论、城市规划理论某一句话到底表达什么。本来规划和设计是一回事，但在中国人为地把规划和设计分开。朱子瑜在会上讲“用设计做规划”，本来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为什么要在这种学术会议上，就意味着规划出问题了。规划没有设计，规划只有指标，规划只有色块。设计不只是空间，它要关联，城市设计涉及功能和场所之间的关系，而不只是色块上的比例、数量上的比例，不只是平衡表，平衡表是统计。真正的设计是有目的的，是有价值观的。

城市设计应该以人为本

记者：法定规划的法理是什么？

朱荣远：法定规划的法理是什么即基础是什么，是经验、数据还是设计，还是通过设计提炼出的内容？这个差别很大的，但是我们现在做的是经验，控规的是数据，是一种八股的方式，没有设计的深入浅出的过程。我们一直希望通过设计的思维方式去创造一种东西。今天我们的设计是效果导向还是效率导向，是问题导向还是目标导向，其实是不同的选择决定了人工作方法和最后结果。城市设计是为人服务的而不是为数据服务的，所以现在的城市已经很焦虑了，我们是发现这些问题去改变它，还是仍然在研究视觉的东西呢？城市设计研究的是人的需求在空间上的反映，我们也做过用城市设计去做总规，就会发现和总规的编制方法不一样，得到东西也不一样，差别很大。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专家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