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霍兵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
摘要
人居环境科学理论是在学习借鉴国外理论和立足自身实际基础上创立的,经过多年的理论研究、实践探索和推广普及,提升了我国城乡规划学科的地位和水平,促进了国内大尺度空间规划的发展和国家空间规划体系的改革创新。2018年,我国建立了新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经过6年来的探索,取得了显著成绩,当前,进入规划实施阶段。面对国内外新的形势和挑战,需要进一步完善人居环境科学,推动国土空间规划深化改革和范式创新。本文从3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人居环境科学是国土空间规划的理论基础;二是完善人居环境科学,深化国土空间规划改革;三是以人居环境科学推动国土空间规划重要的范式创新。对住房和社区规划的新范式、适应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发展的规划土地新范式及强化城市设计与提升详细规划能力等3个新范式展开分析,以期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具有我国特色的人居环境科学理论、国土空间规划新的范式及其理论硬核。
关键词
人居环境科学;国土空间规划;范式创新
空间规划从城市规划、区域规划演变而来,是当今全球规划领域的前沿之一。人居环境科学是空间规划理论的中国版。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符合全球规划学科和实践发展的趋势,已经取得了众多的成绩。面对当前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新形势,现有的规划理论和方法无法适应新的挑战,面临着理论僵化和范式过时等问题,需要深化改革创新。新时期,我国国土空间规划要以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为基础,以目标和问题为导向,进一步完善人居环境科学理论,推动国土空间规划深化改革和范式创新。
1 人居环境科学是国土空间规划的理论基础
1.1 人居环境科学理论发展的历史必然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吴良镛先生高屋建瓴,一直呼吁倡导建立适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规划理论体系。经过多年的探索,在道萨迪亚斯人居学的基础上,吴先生针对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城市化与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提出以人为本,以城市规划、建筑与景观学科为核心,整合工程、地理、生态等相关学科,构建人居环境科学体系,研究人类聚落及其环境的相互关系与发展规律,以建立适宜居住的人类生活环境,为中国城乡规划建设提供基础理论[1]。1995年,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成立。1999年,清华大学开设“人居环境科学概论”课程。
1999年,也是个特殊的年份。以1999年欧盟通过的《欧洲空间发展展望(ESDP)》(European Spati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为标志,战略空间规划(Strategic Spatial Planning)成为全球规划行业理论和实践的前沿,传统城乡和区域规划的尺度、广度和深度大为拓展[2]。巧合的是,同年,吴先生组织开展了京津冀北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他主笔的《北京宪章》在北京召开的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上获得一致通过,标志着“广义建筑学”“人居环境科学”为世界建筑师普遍接受[3][4]。
经过多年耕耘,2001年,《人居环境科学导论》出版,系统构建了人居环境科学的理论框架。吴先生提出全球人居环境的概念,就层次而言,包括全球、区域、城市、社区(村镇)、建筑五大层次;就内容而言,包括自然、人类、社会、居住、支撑网络五大系统。如何统筹协调五大系统是人居环境科学的核心要义(图1)。人居环境建设要遵循生态观、经济观、科技观、社会观、文化观五大原则。具体来说,生态观是指正视生态的困境,提高生态意识;经济观是指人居环境建设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科技观是指发展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社会观是指关怀广大人民群众,重视社会发展整体利益;文化观是指科学的追求与艺术的创造相结合。这五大原则体现了我国人居环境科学理论的核心内涵。

▲ 图1︱人居环境科学构成框图
1.2 国外空间规划理论的发展演进
国际上对不同国家规划体系的比较研究早已有之,以国际城市规划或发展中国家城市规划为例。从1983年《欧洲区域/空间规划宪章》颁布开始,欧洲战略空间规划研究进入快车道,形成了众多成果,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5]。1999年和200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巴黎,由日本国土厅主持召开了两次空间规划国际研讨会[6]。欧洲国家和美国、日本等各国与会代表就空间规划的概念表述基本达成一致。尽管不同国家的空间规划各有区别,但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大尺度、战略性的空间规划,因此,大家将这类规划统一称为空间规划,用英文“spatial planning”表达。以此为标志,大尺度的战略空间规划成为当今规划学科发展的前沿之一。2001年,OECD出版《走向空间规划的新角色》(Towards the New Role for Spatial Planning)一书,包括两次研讨会的综合报告,以及从两次研讨会中选择的优秀主题论文和对不同国家规划系统介绍的论文。
在国际规划和战略空间规划领域,彼得 ·霍尔、约翰 ·弗里德曼等大家都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在欧洲有长期从事空间规划研究的专家学者,如执笔《欧盟空间规划体系和政策概要》[7]的文森特 ·纳丁(Vicent Nadin)、安德鲁斯 ·法鲁迪(Andres Faludi)、克劳兹·昆斯曼(Klaus Kunzmann)和帕齐·赫莉(Patsy Healey)等教授。欧盟空间规划的主要研究性网站有ESPON、ESPRID、NORDREGIO、SPECTRA、PLANUM等。2002年,开始设立和运作的欧盟空间规划观察网络ESPON,一直在建立一个与领土动力有关的泛欧洲知识库。2014年,根据欧洲的法律,EGTC(European Grouping on Territorial Cooperation)欧洲领土合作工作组建立起来,作为单一受益人(Single Beneficiary)来行动,是ESPON在2014~2020阶段和今后的一个更新、升级的一部分,而且提供由ESPON 2020合作计划(ESPON 2020 Cooperation Program)设想的内容。现在网站名称改为ESPON EGTC。
2000年开始,英国皇家规划学会(RTPI)和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合作出版空间规划图书馆系列丛书(RTPI Library Series),目前已经出版了40多册,涉及空间规划理论方法等众多方面,包括可持续发展、土地利用、生态景观和开敞空间、重大项目、区域协作融合、空间和场所、多样性、文化特色、社区和住房、交通、未来社会和后现代主义、地方能力、公众参与和规划教育等,展现出战略空间规划涵盖领域的广度和深度。后来,由于英国脱欧、主权债务危机和欧洲移民等问题,影响了欧盟空间规划的进一步发展。
1.3 人居环境科学理论是国际空间规划理论的中国版
在吴先生的持续推动下,国内人居环境科学理论和实践探索得到不断发展,出版了“人居环境科学丛书”10余册。2011年,出版《人居环境科学研究进展(2002-2010)》[8]。2014年,出版《中国人居史》[9]。2015年,清华大学人居科学院成立。2021年,教育部评估中心对全国高校城市规划专业进行评估,各高校城市规划系、学院都把人居环境科学作为教学的核心理论。可以说,人居环境科学是国际空间规划理论的中国版,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1.4 我国国土空间规划理论的不足
除人居环境科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外,国内对世界各国空间规划体系的研究也取得了众多的成果,尤其是欧盟空间规划方面。但奇怪的是,在2018年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立以来,相关的众多理论研究没有将人居环境科学、国外发达国家空间规划的比较研究成果作为理论基础。众多新出版的《国土空间规划原理》等书籍都没有把人居环境科学作为基础理论,致使我国国土空间规划理论研究,既缺乏深度,又缺乏广度[10-12]。
要做好国土空间规划,需要人居环境科学理论做指导。国土空间规划的理论基础就是人居环境科学。国土空间规划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也是人居环境科学研究的组成部分。人居环境科学是基础理论,国土空间规划是实践理论。当然,人居环境科学本身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完善。
2 完善人居环境科学,深化国土空间规划改革
2.1 完善人居环境科学
人居环境科学之所以没有在新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人居环境科学本身的复杂性。吴良镛先生在《人居环境科学导论》中指出:人居环境科学发展的任务非常艰巨。在国际上,不少学术机构已经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应该看到,这一领域在学术上发展的难度很大,究其原因相对复杂。正因为是发展中的科学,涉及不同的社会利益,各层次决策方面存在理解的局限,动摇了某些根深蒂固的传统学术观点与习惯、方法,因此,愈是重大的项目,学术观点愈纷纭,一时难以定论。对此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同时还应该看到,愈是难度大的课题,如有突破,其意义和作用愈大。
二是人居环境科学本身还存在一些具体的不足,影响了它的进一步普及和推广应用。从1993年吴先生提出人居环境科学至今30多年来,清华大学的师生持续进行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与实际规划工作结合不够紧密。第一,人居环境科学缺乏具体的操作程序和方法,没有与法定的国土空间规划建立明确的对应关系。第二,人居环境科学还没有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完善的知识系统,尤其是对当前我国面临的住房制度深化改革、房地产、土地财政等核心问题,还没有明确的思路和答案。第三,我国经济学、地理学、社会科学等相关学科,对人居环境科学的研究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所以,要在新形势下发挥更大的作用,需要进一步完善人居环境科学,尤其是建筑学、城市规划、地景学,包括道路交通、市政基础设施等核心学科和理论的完善与创新,以构成国土空间规划理论体系的硬核[13][14](图2)。

▲ 图2︱人居环境科学学科群及其核心学科
吴先生早就预料到这种情形,他指出:现实中经济滞涨、人口老龄化等种种社会新问题的涌现,各种信息和新思想的启发,便会发现人居环境科学知识的不足,需要不断填补、深化对某些关键问题的研究,更要求不断创新。在可能的条件下,随时从研究和实践中归结规律性的东西,从而凝结为理论和方法,建构新的知识框架,再作新的探索,如此往复不已,酝酿综合、全面的人居环境科学知识体系。
2.2 以问题为导向
人居环境是一个复杂巨系统。如何完善人居环境科学?还是要以问题为导向,对复杂巨系统有限求解。
人居环境科学是一个开放的学科体系,是围绕城乡发展诸多问题进行研究的学科群。在研究方法上进行融贯的综合研究,即先从中国建设的实际出发,以问题为中心,主动地从所涉及的、主要的相关学科中吸取知识,有意识地寻找城乡人居环境发展的新范式。
面对人居环境这一复杂巨系统,必须抓住主要矛盾,以问题为导向,有限求解。必须分析与认识众多空间问题背后存在的深层次的原因,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所谓“牵牛鼻子”,纲举目张。
钱学森同志吸收世界复杂性研究成果,提出复杂性科学理论。他最早注意到圣塔菲复杂性研究,要求他的合作者们注意物理学家盖尔曼和经济学家阿罗的学术“联姻”。得力于他的大力推动,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突变论等在中国大规模传播。20世纪80年代,是复杂性科学正式产生的时期,触角伸向所有知识领域,但贯穿其中的是,关于复杂系统研究方法论的探索[15]。
国土空间规划的核心是空间,是人居环境,所以,在研究上要避免规划的空心化。当前,相关的关键问题包括住房、房地产、政府债务、地铁、公共交通等。要把住房单独作为一个专题,吴先生在人居环境的五大系统中,把居住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而且它与五大层次都有关系(图3)。吴先生指出:居住问题仍然是当代的重大问题之一,当然,也是中国的重大问题之一。住房不能仅当作一种实用商品来看待,必须把它看成促进社会发展的一种强有力的工具。

▲ 图3︱人居环境科学构成框图之居住的重要性
2.3 重点在范式创新
明确了问题以后,如何来做,重点在于范式创新。实践证明,我国一些传统的规划范式已经成为禁锢我们思想和行动的桎梏,需要反思和改革破除。吴先生指出,在剧烈变化的情况下,规划工作如果墨守成规,就难以完全适应日趋复杂的发展变化。从此意义上说,创立人居环境科学的任务之一是为当前中国人居环境科学寻找范式。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创新的规划体系,除加强体制机制的创新外,在理论与方法方面更关键是观念和范式的创新。
经过建国70多年来的发展,这些旧的范式与现行的许多具体的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包括相关行业的技术规定,渗透、交织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需要一场范式的革命。
2.4 对旧的规划思想方法中谬误的批判
创建人居环境科学,进行范式创新,首先就是对旧的思想观念和方法的批判。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如果沿用旧的思想观念与方法,是不会取得真正的效果的。与陈旧的规划思想观念决裂,是深化改革、推动创新发展的前提。
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于20世纪60年代,在经过不到半个世纪的现代城市和区域规划的实践后,就意识到现代主义的深层次问题。1961年,简 ·雅各布斯出版了专著《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对现代主义城市规划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由此,拉开了西方发达国家后工业化社会的后现代主义序幕[16]。
巴纳特在《城市设计:现代主义、传统、绿色和系统的观点》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现代主义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造成的错误也是巨大的[17]。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现代主义革命都发生了,包括中国;而且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尤其是在思想观念上。今天,现代主义变成了僵化的教条。
3 人居环境科学推动重要规划范式创新
3.1 科学研究纲领、理论硬核和范式创新
吴先生强调规划的科学性,创立了人居环境科学,使我国城乡规划学科的理论水平和地位得到提升。2011年,城乡规划学被国务院批准为一级学科,人居环境科学也成为核心理论和课程之一。但规划不是一成不变的科学真理。卡尔 ·波普尔打破了科学绝对真理学说,其可证伪性原则认为,科学理论不断被修正和完善,从而逼近真理[18]。
1962年,托马斯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范式”的概念,当老的科学范式无法解释新的社会经济现象时,需要新的科学范式,即科学的革命[19]。我国的城乡规划多年来形成了固化、僵化的概念,固步自封,难越雷池一步,需要改革和范式创新。
当然,自然科学与哲学也在发展中。伊姆雷 ·拉卡托斯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1978年)一书中认为,科学不是一个个孤立的理论,而应是一系列理论有机构成的研究纲领,包括由最基本理论构成的硬核。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新的、进步的研究纲领,不断替代陈旧、退化的研究纲领的过程[20]。拉瑞 ·劳丹在《进步及其问题》(1977年)一书中提出“研究传统”的概念,认为“科学的主旨是解决问题”“科学革命的发生不是创造出一个各种成分都是崭新的、革命的传统,而是要以某种方式把旧传统的成分重新加以组合,提出一个新传统”[21]。
3.2 探索具有中国人居传统的空间发展新范式
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再认识中华人居环境营造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中华文明之传统人居文化。2014年,吴先生在90岁高龄时,出版了《中国人居史》这部巨著,他指出,“研究中国古代人居史,其根本目的就是通过正本清源,条分缕析,探索中国人居发展的历史规律,进而针对当前问题,结合当今形势,将文明中的过去与现状相联系,通古今之变,谋复兴之道” 。他写道:“对于中国传统人居的宝藏,我知之恨晚,所做的也非常有限 。希望《中国人居史》能够像一把钥匙,打开通往宝库的大门,吸引更多的学者、学术团队以及执政者加入到探宝的队伍中,共同迎接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实际上,我国对于古代城市、建筑、园林,包括民居的研究有众多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关键是要得到充分应用。近年来,清华大学的武廷海教授出版的《规画:中国空间规划与人居营建》一书,为我们学习和传承古代空间规划方法,打开了一扇门[22]。
要继承传统,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后现代和当代的关系,还是要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2015年,在清华大学人居科学院的成立大会上,吴先生就特别指出,学问不分东西,只有做到中西融合,才能实现中国自信。
3.3 中国国土空间规划的新范式
研究人居环境科学和国土空间规划范式的创新,需要重新搭建一个系统的框架参照系,形成有机的整体[23]。2001年,吴先生在《人居环境科学导论》中,提出了当时5个方面的研究重点。2006年,笔者在《中国战略空间规划理论和实践——以天津和京津冀为例》的博士论文中,根据当时的认识,提出了“用轮子投票”等5个范式,有一定的局限性[24]。
这十几年来,随着工作的深入和学习的不断深化,笔者在2006年论文的基础上,初步写成《中国战略空间规划》一书,归纳了14个主要的新范式,包括居者有其屋、经营城市、中国梦、“摊薄饼”与城市区域、“城乡磁铁”等,作为中国国内战略空间规划的新范式(表1)。这些新范式涉及方方面面,相互之间存在着必然的逻辑关系,是相互关联、互为因果的整体,组成了我国新时期战略空间规划理论方法的主要内容。下面,把我们多年来在实践过程中探索的三方面的新范式做简单的介绍,包括住房和新型社区,小地块、多主体建造,详细规划与城市设计结合的规划设计新范式。

▲ 表1︱中国战略空间规划的新范式
3.4 探索住房和新型社区规划设计的新范式
好房子、好社区是当前城乡规划,包括国土空间规划的重大课题,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破解房地产困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转变土地财政的重要抓手。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市场化的住房制度改革和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的改革,促进了房地产的发展,解决了14亿人的住房困难问题,创造了人间奇迹。但也积累了众多的问题。未来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到2035年和2050年,中国人住什么样的房子?生活在什么样的社区?这些问题必须有明确的答案,否则,我们所有的规划都是无本之木。
实际上,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做居住区规划的改革尝试,试图打破千篇一律、“兵营式”的居住小区模式,改变千城一面的状态。从20世纪80年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组织的试点小区建设,到2000年的安居工程,都取得了许多成绩。但是,从总体看,以传统住宅设计原理、居住区规划原理为基础的规划设计方法,一直没有改变[25]。即使房地产业高度发展,市场化程度很高,但规划设计上仍然是具有计划经济意味、现代主义大规模建造的居住区规划模式。从2007年开始,结合中新天津生态城的规划建设,天津开始了对于新型社区的探索。经过十多年的实践,我们终于认识到,要建设好新型社区,必须进行规划范式的整体创新。正如弗里德曼所言:“200年现代规划历史中,‘另类社区’是最有效和最激动人心的内容[26]。”
2001年,《天津市新型居住社区城市设计导则》开始在外环线周边地区试行,打破了传统居住区规划整齐划一的做法,强调多样性、人性化、归属感和生命力[27]。应用城乡断面理论,我们将津城1400km2划为240多个、11种不同的街道社区。城乡断面理论反映出级差地租、道路交通,包括生态和社会等规律性的内容,即城市不同的区位应该有不同类型的住房。位于城市不同位置的街道社区,它的建筑高度、容积率,包括住宅建筑类型都是不一样的,形成了多样的城市空间形态,打破了过去“一刀切”的做法。因为我们的街道社区都比较大,人口数万人,类似美国的一个小城市。所以,我们增加了居委会社区这一个层次,共有8种类型。不同的街道社区由这8种居委会社区及其适宜的住宅类型来构成。
在住宅类型上,结合天津的地方特色和历史传承,共规划了9种住房类型,对不同的住房类型都提出了详细的规划设计引导。为了实施新型社区城市设计导则,我们经过多年的努力,修订了《控制详细规划技术规程》《建筑工程规划管理技术规范》《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设计指南》等地方标准。最根本的改变就是用城市设计替代了传统的《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改变了传统的定额标准、千人指标式的居住区规划模式。在城市不同的区位,规划各具特色的街镇和居住社区,建设多样性的住宅,避免出现千篇一律的局面,创造高品质的环境。
外环线边上的水西地区是正在建设中的新型社区试点,围绕水西公园形成了新的居住组团。邻近公园周边的建筑尽量以低层、多层和少量的小高层为主,避免高层建筑的压抑。住宅建筑类型和形式也丰富多样,与整个公园的中式园林风格相协调(图4)。我们将居委会社区的公共设施集中设立,建筑面积5000m2,组成包括居委会在内、各种功能齐全的社区中心,旁边紧邻着幼儿园和小学、社区的公共绿地,形成社区的精神家园。配合新型社区的实施,我们也制定了两批住宅多样性增值空间的管理规定,包括鼓励坡屋顶、首层设置小院、地面架空停车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 图4︱水西地区新型社区试点建成效果
现在,我们再进一步探索好房子、好社区建设,重点在探讨适合中等收入家庭、特别是年轻人的,房价收入比合理的宜居房。在规划设计上进一步划小用地单位,由50户左右构成一个院落,便于日常交往和民主的物业管理,也便于分步实施、定制与合作建房,避免了现代主义大规模建造的大型社区在日后管理中的众多问题[28][29]。
通过多年的实践,我们认识到,除了居住区规划以外,建筑设计的各种规范,包括《住宅设计标准》《民用建筑设计通则》等,里面的很多内容都需要做相应的调整。对建筑面积的计算,包括土地出让金的计算、不动产登记、物业收费等,都要进行系统性改革,才能真正实现好房子、好社区的建设目标。
3.5 探索小地块、多主体建造的规划土地新范式
简 ·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重点指出,城市活力的关键在于多样性。好房子、好社区最终也体现在多样性上。经过多年的探索,我们认识到,要实现住房多样性,规划设计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多主体建造。自下而上是现代城市规划诞生时最初的样子,源流深远[30-33]。而且,城市中除住宅外,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经营场所是数量最大的建筑类型,其用地和建筑规模也是最丰富多样、混合和灵活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只适合于大规模建造,包括相应的土地出让模式,难以满足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需求。要真正支持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发展,需要改变传统规划和土地利用方式,这也适应了后现代主义“小即是美”和鼓励个性化、多样性的趋势,以及住房多主体建造的新形势。
历史上的城市都是由小地块开发建造的,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34-36]。西方从古罗马的军事城镇开始,到中世纪的新兴城镇,都是在确定城镇道路和主要公共空间、建筑的前提下,将土地划分成合适的地块,吸引居民自主建房。1811年,纽约曼哈顿著名的方格网规划,将曼哈顿第14街以上的部分,划分成2000个200ft×800ft的街区(blocks),这些街区又被细分成25ft×100ft的地块(plots),大约7.62×30.48m,约233m2,共计数万块(图5,6)。这些地块就是曼哈顿建设的起点[37]。当然,随着工业化和房地产的发展,大规模建造的出现,传统多主体、小尺度开发失去了生存环境。但横跨数个街区的大规模开发对曼哈顿的城市肌理造成了破坏,今天新的开发建设都在进一步强调与曼哈顿的基本尺度和城市肌理的一致。


▲ 图5.6︱1811年,纽约曼哈顿著名的方格网规划
实际上,我国古代的城市,包括里坊制等,都是小地块开发。有文字记载,当年元大都的规划建设,也是在确定了城市大格局后,通过街巷将用地进行划分而实施的[38](图7)。首先将用地分给前往大都的富商和官员,他们自己建造住宅,为后来的居民树立榜样,以鼓励居民从金中都搬到大都来建造自己的房屋,这样才实现了城市的整体建设。所以,我国古代城市具有良好的建造生长和维护机制,即多方参与、统规自建、产权明晰、流水不腐,这是比布局和形态更重要的内在传统。中国各地的民居实际上都反映出这样一个内在的共同规律。

▲ 图7︱元大都规划建设示意图
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是自上而下的大规模建造,以规模效益为先。开发商购买土地进行设计建造,销售后才有业主。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柔性生产的出现,美国郊区住宅出现了所谓定制生产,即顾客可以在几种户型,包括装修菜单中进行一定的选择定制。但居民实际上仍然不能设计自己的住房。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发展,多样性和“小即是美”等观念开始流行,现代主义的大规模建造受到批判。新的住房建设应该是自下而上,先有业主,然后根据业主的需求,再进行设计和建造,这样才能真正体现住房的多样性,满足多种需求。
近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尝试工作,包括在海河柳林设计之都核心区,规划设立了中小设计企业聚集区;在葛沽镇对民宿地块的策划;在海河教育园区天津大学新校区旁的天大小镇,尝试由教师自建住宅。另外,也开始重视混合土地使用等。对于面向中等收入家庭和年轻人的宜居住房,也开展了定制住房和住房合作社建房等方面的研究。总之,适应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发展,探索小地块、多主体建造的规划土地新范式是转变现代主义居住区规划,强调多样性,使房地产转型,走上持续、健康发展之路的关键举措。
美国新都市主义的代表人物杜安尼,经过多年的实践也认识到,新都市主义,包括精明准则等一套方法也过于复杂,不适合中小企业的发展,所以,他们提出了精益都市主义(lean urbanism),即瘦身的都市主义,建议地方政府设立粉色区(pink zone),为小规模经济发展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和便利的规划审批流程[39]。
经过多年的持续努力,在2024年5月,位于海河柳林设计之都核心区的中小设计企业聚集区的第一批3块土地挂牌,经过激烈的竞价,以溢价50%左右成交。为了提高设计水平,业主找了多家设计单位,最后请周恺大师做了设计指导。经过一年多的深化设计推动,第一个项目即将开工(图8)。周大师也非常肯定这样的做法,认为过去我们的建筑设计都是大规模建造,未来要小而精,这也是提高中国建筑设计整体水平的必由之路。

▲ 图8︱海河柳林设计之都核心区中小设计企业聚集区第一个地块设计方案
3.6 国土空间详细规划与城市设计结合的新范式
吴良镛先生在《人居环境科学导论》中,用大量篇幅论述城市设计对各级尺度规划的重要性,指出人居环境科学的核心手段就是城市设计。大尺度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同样如此。当前,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基本完成审批,进入实施阶段,需要用城市设计来深化国土空间详细规划,提高规划设计水平。
回顾美国区划的发展,可以明确地看到最初是对形体和规划指标的控制。到了20世纪50~60年代,单纯的区划管控已无法形成高品质的城市环境。为了提高城市环境水平,现代城市设计开始产生。在区划的基础上,通过城市设计导则(design guidelines)对城市界面进行规划管控。之后又经过40年的发展,认识到只对城市界面形式的控制是不够的,要完善街区内部的功能,需要对建筑类型进行控制(图9)。所以,形成了以形式为基准的区划(form-based zoning),或称为精明准则。目前,美国有300多个城市都已经开始执行以形式为基准的区划[40]。我们在最新一版的《纽约区划手册》里可以发现,纽约的居住用地有10种,实际上是确定了10种住宅建筑类型,从郊区的独立住宅到市中心混合使用的高层住宅,对各种不同的住宅建筑类型提出了相应的控制要求,除指标外,对建筑体型、退线,包括围墙、绿化、景观等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

▲ 图9︱纽约从区划到城市设计导则、形式为基础区划的演进
2024年,哥伦比亚大学布朗尼教授出版了《城市的钥匙》,该书总结了近年来美国各城市对区划的改革创新,包括弱化功能分区、鼓励混合使用、取消停车下限指标等,提出“区划既是科学,也是艺术”的观点,表现出强烈的城市设计与区划融合的趋势[41]。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详细规划和城市设计的新范式,就是要将城市设计与控规进行融合,从规划管控走向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2023年,巴纳特先生出版了一本新书《面向实施的城市设计》,强调城市设计如同城市规划一样,要以问题为导向,通过形象的方法提出解决城市问题的方式和方案。要注重社区的设计。所以,城市设计的新范式应该是面向实施的城市设计[42]。
按照天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我们编制了天津津城的总体城市设计,设计范围从原来的外环线430km2扩展到主城区1466km2。为什么扩展?从这张建成区范围图可以看到,实际上,在中心城区外环线外围又形成了超过400km2的新建成区,相当于在外环线的外边已经建成一个新的中心城区。如果不对外围进行控制,整个城市的蔓延会非常混乱。实际上,这就是突破所谓城市规划区的国土空间规划的意义所在。当然,也必须要突破城镇开发边界,进行城乡融合的整体规划设计。我们对津城现状进行了分析,与北京、上海、伦敦等城市进行了各方面同比例尺的对比,以发现自己的问题(图10)。

▲ 图10︱天津津城现状分析与北京、上海、伦敦的同比例尺比较
通过分析,总结天津的历史沿革和现状,规划津城形成“中心聚集,圈层拓展,轴向延伸,绿楔入城”的空间结构(图11),明确了建设公园城市、改善交通出行、增强城市活力等六方面的设计策略。

▲ 图11︱天津津城总体城市设计结构图
实际上,不管是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还是汤姆斯 ·亚当斯主持,由纽约区域规划协会制定的纽约及其周边地区规划,都是要研究实施路径,还包括测算投入产出账。这些民间组织自下而上的规划,需要通过实施路径和经济上的可行性来说服投资人和公众。但阿伯克隆比制定的大伦敦规划是个例外,因为是中央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规划。他明确表示,由于大伦敦规划太过复杂,投入产出账一是算不出来,二是没有必要。阿伯克隆比的做法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后来大部分城市总体规划都仿效大伦敦规划,也不算投入产出经济账。2002年,我们制定海河综合开发改造规划时,提出了要实施的十大工程,测算投资198亿元,当时是个天文数字。为了破解资金难题,通过各方的改革创新,提出以政府土地出让收益质押的模式,国家开发银行给予500亿元贷款额度,天津实施了海河综合开发改造规划“金龙起舞”,中心城区快速路规划“高架绕城”,地铁2、3号线规划“时空通达”,公园规划“绿色家园”的四大项目,开启了我国城市经营的大幕。
近期,针对人口增长趋缓、房地产转型和政府债务高企的新形势,经过分析,在津城总体城市设计的后续研究中,我们提出条块结合、统筹盘活存量房屋、存量土地资源和原生态公园建设,新型社区建设,轨道TOD开发,老旧社区有机更新、内外新旧联动的四大行动计划倡议,即津环诗意栖居行动、轨道TOD开发塑形行动、文化复兴行动和经济社会繁荣行动。改变过去单纯由政府和平台公司投资的做法,强调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合作,增加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内容,是多个范式融合创新的尝试。
4 结语
经过多年的实践,我们认识到,人居环境科学的探索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正如吴先生指出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必须面对广阔的社会实践,以开拓的精神,满怀豪情,知难而进。要在中国国土空间规划的实践中,理论联系实际,以当前住房、房地产、土地财政、政府债务、地铁和公共交通的困境,以及小汽车高速发展等关键问题为导向,把国土空间规划新范式的探索作为试验田,一茬一茬,不断推进。要进一步完善人居环境科学,推动国土空间规划深化改革和范式创新,发挥国土空间规划应有的作用,不辱使命,不负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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