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提上日程，却又“难产多年”

2000年以后，京津冀面临的资源、环境、交通等压力越来越大，更多人开始思考三地的关系和协作。

由著名建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牵头完成的《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是学术领域的代表。

这项研究分别在2002年、2006年和2013年编制完成三期报告。其中最核心的思想，就是提出了“大北京”思路，即以北京、天津“双核”为主轴，实施双核心-多中心都市圈战略。

然而，这项研究并没有获得政府层面的重视。

作为吴良镛“大北京”战略研究团队的一员，刘维新迄今记得，多年前他们在廊坊开过一个有关“大北京”战略的会议，河北省有一个副省长参加，北京和天津各派了一个计委副主任。

“我就发了一顿脾气，80多岁的老人吴良镛去了，100多位专家参加，专门研究北京、天津和河北的，你们就架子这么大？”刘维新感慨。

曾担任“大北京”课题研究经济组组长的钮德明也坦言，“大北京”这个提法当时也不被叫起，主要是北京领导不敢提，怕别人以为自己想当老大，天津的领导不愿提，不想让人觉得天津从属于北京。

与此同时，政府层面也按照自己的思路推进京津冀协作。

2004年2月，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北京、天津以及河北各地市发改委部门的负责人召开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大家在10个有关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形成《廊坊共识》。

两年后，我国提出在“十一五”期间推动区域规划编制。京津冀都市圈、长三角城市群、成渝经济区以及东北地区成为当时选定的4个试点。

这也意味着，在理论界停留多年的京津冀问题，由务虚转入了务实阶段。

但是，一切似乎又没有看起来那么容易。

从“十一五”到“十二五”，京津冀的发展思路从“京津冀都市圈”变成“首都经济圈”，却迟迟拿不出规划方案。

“主要问题就出在范围。”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对澎湃新闻透露，京津冀的辐射范围，从最早的“2+7”（即北京、天津加上河北唐山、保定、廊坊 、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唐山以及沧州），到之后划进石家庄，变成“2+8”，再到现在的北京、天津和河北全省，中间经历了多次讨论，也是规划“难产”多年的原因。

规划的内容也难以令所有人满意。2010年前后，顾文选看到了还在编制中的京津冀都市圈规划初稿。

“上面写着，北京低端产业往外缩减，河北的定位是接纳北京低端的、传统的产业，是粮食基地、重化工产业基地。”他意识到，这份内容河北不会满意。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杨连云也有类似的经历。在他印象中，以前每次拿到规划草稿，都看到北京的定位是发展科研、研发，高科技产业，天津发展现代制造业，河北就是发展能源、原材料产业。

“河北当然不高兴。我永远给你打工的，兄弟三个，我们河北老大，辛辛苦苦在家种地，供你们北京、天津两兄弟上大学。”杨连云认为，按照当时的内容，规划肯定拿不出来。

时间的车轮行进到了2014年，纠结30年的京津冀关系终于有了实质性突破。

2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提出要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6月9日，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范恒山表示，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正在紧锣密鼓地编制。

7月7日，北京、张家口联手，正式入选2022年冬季奥运会申办候选城市；

8月8日，《人民日报》开辟“京津冀协同发展专栏”。三地的书记（市长）齐表态，要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