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城一面

经历30年的改革，中国大多数城市人从“单位公房”中搬到了“邻里社区”之中。共同体空间过去建立在彼此充分了解和平均主义之上的精神安全感，被现在建立在围墙、门卫和门禁系统之上的物理安全感所取来。哪种安全感更好？

随着旧邻里的逐步解体，与之相随的是旧有邻里生活的逐步消失。

计划经济时代的人们，生活在一整套社会系统之中。每个人都被刚性的社会关系所界定。

当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后，建立在计划经济之上的社会系统随之转型。人们开始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邻里与邻里生活。

今天的居住区设计规范或相关法规，尽管如户型、面积、配套设施等等指标比之计划经济时代有了巨大的提高，但是作为整体的邻里居住模型的规划设计概念与思想却没有本质性的改变。仍然秉承着计划经济时代乌托邦模型，也就是坚持平均主义，将多样性的生活简化为年龄、家庭成员数量、社会身份等几个简单的分类。

乌托邦模型将社会成员粗暴地理解为有共同需要的群体，而无视他们生活方式的多样性。这样的规划标准与规范也直接促成了中国千城一面的现象。

社区困扰

许多中国的旧城改造形成了一个奇怪的逻辑——摧毁社区以建造社区。现在的邻里社区已经越来越难以形成社区精神和社区文化。在较近的未来，冷漠与自闭是否将会困扰中国的邻里社区？

从上世纪80年代，居民委员会和街道办事处作为居民的自治组织与市政府的基层管理机关，开始在城市的居住区中发挥重要作用。社区居民的自治组织——居委会与街道办事处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关系，既协助政府管理社区，同时也将社区百姓的要求向上级机关有所表达。

居委会的形成源于两种不同的传统或影响。一种是中国千年的保甲制度，另一种是源于苏联乃至西方的社区传统。居委会将这两种传统巧妙地混合在一起，既发挥了保甲制度中对城市人口简单有效的政府管理，如在“非典”期间的管控效率，也发挥了社区传统中的社区居民自组织、自管理的作用，如在“迎奥运”时期的社区活动。

居委会是公房向私房转型之间非常重要的社区机制。随着新式的封闭型的商品房小区越来越多，更多的业主委员会被建立起来。这样一来，个体与市场的关系：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逐渐开始替代邻里与政府的关系：居委会——街道办事处。

今天，完全的法治社会下的社会保障系统还未成型，旧有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福利保障也已经衰颓，居委会面对市场难有作为，业主委员会面对政府管理无以对话。居住区成员越来越倾向于从社区空间和较为广泛的邻里生活中退入私人领域。缺乏有效的沟通，最终导致不信任、虚无甚至暴力。